再论“李约瑟难题”及其解答*

一、“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及内涵

1937年，鲁桂珍、沈师章等人远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们的到来对当时已在生物学领域名声斐然的李约瑟教授产生重大影响。李约瑟在与鲁桂珍等人的交往中逐渐发现，他们的智慧与自己的是并驾齐驱的，这使他产生疑惑：古代中国科技成就显著，但为什么近代科学不产生于中国呢？这个问题使他魂牵梦绕，在此后的著作和会议上多次提及。直至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诞生，李约瑟在书中写道：“为什么近代科学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1］，至此，“李约瑟难题”公之于众，并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规范性表述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李约瑟在1990年《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的表述，得到多数学者的广泛认同。根据中国历史演进的逻辑，这一表述可以分为两个问题，第一问是：“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的多？”［2］第二问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文明中成长？”［2］要理解“难题”究竟在问什么，首先要理清“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这一时间段中，欧洲和中国的不同情况。这一时期，中国处于西汉中期至明朝中叶，正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中国农学、医学、数学、天文学四大自然科学成果显著，应用于实践的发明创造层出不穷，中国古代科技走向巅峰。而处于罗马共和末期到文艺复兴前期的欧洲，在经历了古希腊时期的昌盛，开启了被称作最为黑暗的中世纪时期，古代科技不断走下坡路并跌入谷底，直至文艺复兴前期才有了明显的回升。也就是说，“难题”第一问实际在问：为满足实际需要，西汉中期到明朝中叶的古代中国在利用自然知识，进行科技发明方面，所取得成就要远远大于处于相同时期的西欧，究其原因何在？第二问在问为什么古代科技如此发达的中国却没能产生近代科技，而古代科技落后的西欧却率先产生了近代科技呢？

李约瑟站在世界史的高度提出了这两个问题，其解答涵盖面很广，涉及到史学界、科技界、文化学界、教育学界等等学术领域。国内外学者纷纷参与其中，试图给这个颇具魅力的世界难题一个合理的解答。

二、“李约瑟难题”的经典解答

“李约瑟难题”自问世以来，关于其解答的讨论可以说是洋洋大观。但“难题”在时间上是古代到现代的跨越，空间上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碰撞，正是其内涵之丰富和叙述背景之复杂，决定了“难题”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答案。多年来，学者们给出了林林总总的试解，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种：外部因素说和内部因素说。

（一）外部因素说

所谓外部因素说是指，从当时整个国家层面来研究抑制中国科技发展的因素，强调最多的就是社会制度的影响。社会制度是一个总称，包含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等，其对国家的影响是体现在各个方面的。

第一，封建制度的长期束缚。公元前221年，始皇帝统一六国，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此后，这种制度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在政治上，皇权至高无上，拥有对百官的任免权，中央通过地方官员达到对全国的控制。在思想上，统治阶级为了统一国人思想，通常封闭信息，百姓消息闭塞，只得到有限的规定的知识。物极必反，过度的统一造成专制，专制与民主对立，而科学又与民主相伴而生，封建专制禁锢着近代科学的产生。西欧的封建制度存在时长和统治力度都不如中国，国王与教皇分庭抗礼，二者对峙之间滋生出不同的政治力量和思想流派，也给宣扬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可能性。因此，虽然西欧的封建制度对近代科技的产生也有影响，却远不及中国。

第二，重农抑商的影响。重农抑商强调农为本，商为末。事实上，古代中国一直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人们生产产品用于自身消费，自给自足，没有改革创新的动力。重农抑商运用政府力量压制工商业的发展，是中国很多朝代都遵循的经济法则，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自然经济社会的稳定，若只维持一定时期并无不可，但长期以往必然会阻碍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商品经济是刺激科技发展的重要动力。商品经济中，商人为实现财富累积，满足致富欲望，会不断更新技术，以扩大生产。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欧各国的自然经济从15世纪末开始瓦解，并逐渐转入商品经济。这给了西欧国家科技创新的土壤，带动西方社会迅速发展，将仍处在自然经济中停滞不前的中国远远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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