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对后人类时代中科技与人对抗关系的消

一、后人类时代人与科技的关系

“后人类”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海伦娜·布拉瓦斯基夫的《秘密教义》中，在后人类主义思潮中被广泛使用，而“后人类主义”作为当代主体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最初由伊哈布·哈桑在论文《为表演者的普罗米修斯：走向后人类主义文化》中提出。哈桑认为：“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人类形式（包括人类欲望和所有它的外在表现）也许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就需要对其尽心重新设想，人文主义自身转变被我们无助地称其为后人类主义的东西。”也就是说，尽管后人类主义作为一个理论思潮有着复杂而多样的表现形式，但其核心都在于对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人本主义的反思，在于对“人”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在20世纪中期科技迅速发展和后现代主义研究浪潮的影响下，后人类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有着更为复杂的对抗关系，表现在当代语境中，后人类又先天地与当前科技发展结合在一起，用来指科学技术对人类主体生存状态的改进。

科幻电影作为对未来关照的影像化表现形式，通过生动而直观的视觉形象将未来社会生活图景和未来社会价值观直接传递给观众，完成从理论概念到实践展示的动态过程，而在科幻电影对后人类时代的展现中，人工智能和生物学领域的灵活运用成为极其热门的主题，科幻电影通过赋予科学技术和生物物种以人的特征，从外在之物的角度反向引发对人自身的思考，探索在新的社会环境和伦理结构之中人的状态，达到对人类认知和意识形态的解构。在这些后人类影像中，极具价值性和前瞻性的便是科技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通过高度科技化的设备在人类身体的加持中产生肉身强化作用，实现人类综合能力的提升；二是强调科学技术的替换作用，通过科技对身体的替换或人类一时的转移实现人类综合能力的提升；三是人类创造的人工智能自身的生命化，拥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和类似人类感情的各类情绪，并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展现出一种超越人类控制的倾向。传统社会中的伦理道德和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基本运行规则在科技的全面入侵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进而走向一种不确定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人类影像中三种人与科技的关系中都有着科技不再完全是人的从属而逐渐变为人的一部分的倾向，后人类时代离开科技独立生活成为极其困难的事，科技通过其强大的功能设置和智能化计算程序重新定义了自己与人的地位关系，促使人对自我身体和社会角色进行重新认识。甚至科技有着逐步脱离人的控制，取得和人同等地位的发展趋势，而许多西方科幻影像作品也都围绕着这一点展开。例如探讨科技发展对未来人类生存状态影响及价值观构建的剧集《黑镜》，其中一集就通过创造一个在手机上打分的未来社区来反思社交网络对现代人“人之本质”的异化，在这个世界中，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分值化”，自身分数越高的人也拥有着给他人打分的更高权重，每个人获得的分数决定着他们的社会层级和生活质量。科技通过入侵生活细节的方式将它与人类生存捆绑在一起并获取了重要的地位，它始终与人类处于交缠对抗的双重状态之中，人类既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其带来的巨大便利和提升自身能力的红利之中，又要时刻对科技充满警惕，提防着它试图超越人类控制的意图。

二、《流浪地球》中科技充当的角色——消解、倒置

不同于大多数后人类时代科幻电影中展现的人与科技相互影响彼此对抗的状态，《流浪地球》展现的是科技与人之间的割裂。虽然影片通过足够有感染力的视觉特效构建了一个未来世界的生活图景，但并未表现出科技对于生活的入侵，自然也就没有反映出人类在面对科技入侵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时表现出的恐慌。科技在这部电影中更像与人类和谐共生的朋友，在此基础上，人的异化和对人性本质的反思也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壤。在后人类时代科技充当着人类的对抗物的背景之下，《流浪地球》中的所有科技都指向了善的目的，也就同时消解了由此带来的矛盾冲突，将重点从人在科技时代下的异化转向了科技帮助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方向，在这一框架下灭绝焦虑的情绪以及对死亡的终极思考所带来的力量感就被大大削弱了。

这一倾向在国产科幻电影中并非孤立存在，电影中的科技产物即便拥有了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也仍然是人类的附属品，有着自由观的机器人获得和人类同等的地位，他们存在的前提和目的都是为人类服务，完善人类的生活。例如《错位》中的机器人有自我意识觉醒的征兆，但仍然完全被制造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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